在1918年~1923年西方国家的革命事业相继遭到挫折和失败以后，西方国家有些左派曾把它归因于革命的领导只问有没有经济危机，却忽略了唤起和加强工人的阶级意识，因而在这些革命中缺乏群众的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更把这种思考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把西方国家革命的失败归因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危机。卢卡奇在这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所赋予的阶级意识，它在原则上不同于、区别于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意识，意味着无产阶级对自己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地位的、受阶级制约的无意识。

　　强调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这虽然是对的，但认为这种阶级意识会由作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阶级地位所自然赋予，认为无产阶级的先进的阶级地位、进步的历史功能将保证其一切言论行动都是正确的，却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先进的阶级意识是靠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而要是不进行这种建设，那么，即使在名称上叫作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它也还是不能走在时代前列，取得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

　　这里且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若干国家共产党的典型实例来加以说明。

　　印度共产党是一个比我们党成立还早的老党，早在1920年10月它就已建立，那为什么在8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它都没有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的胜利呢？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印度独立前，印度共产党站在尼赫鲁的对面，不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去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在印度独立后，印度共产党又跟在尼赫鲁的后面走，没有坚持它的独立性。这样，它就丧失了作为印度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没能走在时代前列，取得执政地位。

　　再如古巴革命胜利前的人民社会党。在20世纪50年代时，古巴基本上是一个社会矛盾严重的落后农业国，占农村人口1.5%的大庄园主占有全国46%的土地，而占人口70%的贫苦农民却只占有12%的土地，农民斗争不断爆发，而掌握全国政权的巴蒂斯塔却实行独裁统治，疯狂镇压进步运动，在他执政期间，大约有2万名古巴人被迫害致死，这一切使得当时古巴国内形势十分紧张。当时正在哈瓦那大学读书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一些学友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又到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和墨西哥等左派进步斗争风起云涌的国家游历后，认识到古巴社会的黑暗和革命的必要，决心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去推翻古巴反动的社会制度，结束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赶走大肆掠夺古巴的美帝国主义势力。为此他们在1953年7月26日率领140名革命青年武装进攻当局的蒙卡达兵营，在革命斗争多次失败以后也不灰心，而是进入马埃斯特拉山开展游击战争，并终于在1959年元旦攻入哈瓦那，宣告古巴革命的胜利。反之，以布拉斯·罗加为首的古巴人民社会党，虽然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却从一开始就反对卡斯特罗和“7·26运动”领导的武装斗争，指责他们攻打蒙卡达兵营是“小资产阶级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表现”，在卡斯特罗遭到暂时失败后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时，人民社会党又劝阻他们放弃进行冒险活动，而主张向巴蒂斯塔施加压力，让他接受民主选举。直到1958年3月，人民社会党还在自己的宣言中鼓吹什么“选举才是痛苦最少的道路，才是任何人都不能拒绝的道路”，宣称“我们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错过用选举来解决古巴争端问题的可能性”。到1958年6月革命胜利已成定局，卡斯特罗再次公开邀请各左翼力量参加游击战争时，人民社会党才决定派其中央领导人之一的罗德里格斯带一些人到马埃斯特拉山区去支持游击战争。所以格瓦拉批评人民社会党“他们只会培养一批一声不吭地死在阴暗地牢里的干部，却不会造就一些能够攻陷机枪阵地的干部”，“对掌握政权的可能性缺乏先见之明”，直到古巴革命胜利后，人民社会党才在“八大”上对自己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错误做出检讨。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并改组了执政党，1965年9月，正式更名为古巴共产党。

　　能否不断保持和发展自身的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仅是非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否取得执政地位的关键，也是已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否巩固自己执政地位的关键。如果共产党不能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先进性，那么，即使是取得了执政地位，也是会丢掉的。这方面的典型实例便是原苏联共产党。

　　众所周知，俄共（布）之所以能在1917年赢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因为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使帝国主义链条有可能在薄弱环节被突破，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胜这一反映时代特征、符合俄国实际的理论，具有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先进性。但在后来，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却提出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论，认为苏联已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已进入社会主义逐渐过度到共产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所谓苏联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的观点，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越来越尖锐的观点，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观点以及所谓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观点等等。这就使苏联陷入了僵化的教条主义，延误和阻碍了苏联适应于形势的发展需要进行改革开放的良好时机，使先进性逐渐丧失，从而使得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与资本主义较量中不断取胜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后节节败退，不断滑坡，甚至达到在速度上也低于美国的地步。面对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台执政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而是到改革的转轨中去寻找出路。他先是把自己改革中的失误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由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转向清除障碍，用“全人类标准”去“更新”社会主义，接着大搞社会主义的自我丑化、自我否定，转向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论的旗号下把反共势力召唤出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导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综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外国共产党因为没有进行和坚持先进性建设而招致种种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事例，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这一科学论断深刻的真理性。对此我们要牢牢铭记、永志不忘，并以此为指导去扎扎实实地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伟大道路上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