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建，周恩来侄女，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巡视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8年， 16岁的她插队内蒙古。遵从伯父周恩来教诲，扎根内蒙古。
    大草原上，天赐良缘，她与蒙古族青年、歌唱家拉苏荣结成百年。
    今年，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上，出现了周秉建的名字。周秉建的姐姐周秉德是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周恩来曾是全国政协二届、三届和四届主席。
    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备受关注。虽然每次小组会她都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关注来自外界。周秉建一如她自己所说：我就是个普通人，是个要履行职责的政协委员，在单位是个勤奋的公务员，在家里是个贤妻良母。在所在的妇女界别里，周秉建和其他委员如姐妹般相处。
    谈到她自己，她数次重复着“我就是个普通人，我和别人没什么不同”。
    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次日，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周秉建，和记者谈起了她的伯父周恩来。

    六姊妹写书忆西花厅岁月
    记者：今年是总理诞辰110周年。在此之前，您的大姐周秉德曾写有一本书《我的伯父周恩来》，以纪念总理。今年，好像又出了一本书。
    周秉建：是这样。我们兄弟姐妹六人，联名写了一本书，叫《亲情西花厅》。几天前，刚搞了一个首发仪式。
    记者：书里回忆的是中南海西花厅跟伯父、伯母在一起的日子吧？
    周秉建：这本书里，我们六姊妹从不同侧面、通过各自不同的故事、经历，讲述了两位老人家给予我们的关怀和教育。伯父对我们这些孩子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

    称周恩来为“我们家老爷子”
    记者：兄弟间相互帮着照顾抚养孩子好像是你们家的一个传统？
    周秉建：是的。我们家有一个好的传统，兄弟间的孩子可以共同抚养。我感到，对这个家来说，伯父就是我们的家长，我也就称呼他为“老爷子”。我父亲和伯父是亲哥儿俩。兄弟之间的孩子嘛，谁有困难，就彼此帮助。我们姊妹六个，是伯父和父亲共同抚养的。
    其实，伯父和父亲到东北上学后，就是由他们的大伯父抚养的。
    这种感情，就一直这样延续下来了。

    “他知道需要保护年轻人的自尊”
    记者：我们看到很多报道都说在家人眼里，总理是位非常民主的人。您在他身边时，是不是总能感受到这种民主？
    周秉建：确实如此。他一般不会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包括让我回内蒙古草原，他都是问“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呢”。虽然我比伯父小54岁，他依然对我用一种商量的口吻。
    记者：您说的是您参军了，回到西花厅向总理汇报，他建议您再回到内蒙古去插队、住蒙古包那件事吗？
    周秉建：是。1970年底，我从插队的内蒙古牧区入伍。如果当兵了，有可能就会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也就不会是今天的历史了。当时，我穿着军装去见伯父。他的意思是让我脱下军装，重新回基层，继续放牧，当牧民。
    但是，他是用商量的口气跟我说的。我能领会到，在伯父商量的口气里，同时也很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意思。
    每个人都有自尊，他也很知道需要保护年轻人的自尊。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你考多少分就读什么样的学校”
    记者：重庆是总理曾经工作、生活过8年的地方。在您的印象里，他有没有跟您、还有您的哥哥、姐姐谈起当年在重庆的岁月？
    周秉建：没有。他从来不讲自己的革命历史。
    我小的时候，伯父对周家的亲属，讲过一次家史，因周家以前曾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但他的重点是讲，这种封建家庭的问题、弊病等等。
    他还讲了要“过五关”，就是思想关、政治关、家庭关、社会关和生活关。
    记者：你是不是能经常见到伯父？
    周秉建：见他的时间很有限，再说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在他身边时间很少。每次回来，也只能勿勿见一面。
    他是全国人民的总理，不是我们一家人的。所以每次见到他，我总是跟他打个招呼，就走开了，不敢耽搁他的工作。他太忙了，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记者：不讲他自己的光荣历史，是不是因为总理一直要求子女做普通人？
    周秉建：伯父和伯母总是说，比起牺牲的烈士和战友，他们没什么可以夸耀自己的。对我们这些孩子的要求，就更严了。就是要让我们做普通劳动者，做普通老百姓，做实事，讲实话。
    但这恰恰是对我们的最高要求，因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确也不那么容易。
    小的时候去伯父家，他主要是和爸爸妈妈说话，我一般是在院子里跑跑跳跳，对大人说话也不太懂。
    但是印象还是有的。比如说伯父会问到我哥哥姐姐学习的事情。至于你考多少分，读什么样的学校，是要凭你自己的本事。

    “出门坐公交　我就是个普通人”
    记者：您与拉苏荣结为伉俪，现在居住在北京，没有跟孩子住一块儿吗？
    周秉建：孩子跟我们住在一起。
    记者：那您下班回到家，是不是就可以吃上热腾腾的现成饭菜了？
    周秉建：我家里没请保姆，从来都是我自己买菜、做饭、收拾家。可是好多人还以为我不会做饭呢。
    其实我也是普通人，跟别的家庭主妇一样。从结婚到现在，一直是自己做过来的。只不过内蒙古风味的饭菜，不像内地的饭菜那样讲究、复杂。所以，好做，也好吃。
    那天在政协培训，回家去取电脑。一进门，就见到来了两个牧区老乡。我马上下厨房，给他们做饭，这已经是几十年的老习惯了。
    （笑）我在家里，算是个贤妻良母吧？
    记者：有报道说，您平时上下班，跟北京的普通市民一样，坐公共汽车？
    周秉建：我怎么就不能坐公共汽车？你说是不是？我就是个普通人。现在，当政协委员了，但是政协委员不是特权的象征。

    建议更好地护理和照料老人
    记者：您的伯父、伯母都当选过全国政协主席。在您姐姐周秉德之后，您也成了全国政协委员。您都关注些啥？
    周秉建：准备了几个提案。
    我是做离退休干部工作的，自然要联想到我国老年人的困难。提了个提案，建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解决老年人生活照料和护理方面的问题。
    现在60岁以上老人1.44亿。可能再过几十年，60岁以上的老人要占1/4，服务机构满足不了需求。再建老年公寓，成本又太大。可以由政府投入，改造一些社区闲置的房子，修建老年公寓。
    社保方面我也有一个提案。社保基金现在规模很大，监管难度非常大。上海出了“社保基金案”，我想建议对社保基金严格监管，要从制度上完善。